远卓四年八月初五，十五、二十五，第二、三、四期《京师纪事报》相继出炉，就“万言书”中所提到的“五不解，十大过”正、反双方在报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对于布伦托海子之战的功过是非大体上没有什么疑义，也甚少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毕竟抵御外诲本就是件大多数人拍手称快地好事；外交谈判的事情也争议甚少，主要是因这时代的读书人并不懂得外交是怎么回事，压根儿提不出太多的反对意见，而对于多出外交学院这么个当官的路子，绝大多数地读书人还是欢迎的；军制改革虽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都提不到点子上，基本上属于胡言乱语之类的胡话，连登报的资格都没有；对于军机大臣们地错误批判因第一期报刊中各大臣的表白而基本烟消云散，即便有些争议也都难登大雅之堂；对胤祚提出的科举局部变革的争议却是不小，不过因胤祚扛出了孔夫子的“六艺”之说，众多的读书人也无可奈何，只能是抱怨一下考试负担增加罢了，至于武举的变革倒是没人提起，一者是因武举跟读书人关系不大，没人会为武举去抱怨，二者，改革之后，军校取代了武举，不但没减少武人当官的名额，反倒增加了数十倍，没有谁会得了便宜还卖乖地。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钱法与商道之上，辩论的双方围绕着现行钱法的利弊各抒己见，不过总得来说赞成的意见个据了绝对的上风，无他，此时钱法实行了八个月有余，钱币的兑换工作虽然还在进行之中，不过几近尾声，按新钱法、税制交易、纳税的好处已经开始显现，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地不是吗？但是就商业地地位之争议却激烈万分，难分轩轾，争辩双方或是引经据典，或是列举实例，辩得狼烟四起。

无论是在儒家的典籍还是中国历朝历代地皇家统治思想中，民众的地位排序总是士农工商，商者一直是排在最后一位的，无论是在读书人还是普通老百姓的眼中，商者都无甚地位，这是传统，尽管这个传统是个很不合理的传统，但是传统的生命力却是强大得吓人。实际上，在这场大辩论中支持提高商者地位的人数远远低于反对的人数，若不是方苞等人文笔出众，只怕早已落了下风。

一直以来，胤祚都极其重视商业，无论是他当阿哥那会儿还是如今当了皇帝都是如此，各种鼓励工商业的政策没少出台，不过胤祚从来也不敢正面提出“以商立国”的口号，甚至不敢立刻将那些实验室的各种研究成果立刻推向市场，除了担心市场的消化能力之外，更主要的是：胤祚并没有把握能立刻改变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为帝王者绝不能因图一时之快，不顾传统乱下旨意，若是因此而引起动乱，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这报纸朕看办得很好嘛，‘万言书’里的‘五不解、十大过’现如今就只剩下一不解了罢，不解没关系，事实胜于雄辩，商者的地位问题可以先搁置起来，日后再做定夺便是，这场辩论朕看就先到这里好了。唔，总后勤部提出了个邮局的设想，诸位爱卿都看看，提个意见好了，若是觉得可行，不妨就让报纸先登一下，一者转移一下争论的焦点，二者，也算是为邮局造个势。”胤祚笑呵呵地指着手中的报纸，对聚集在上书房的军机大臣们说道。

一干子上书房大臣传阅了一番周用诚与刘长鄂联手炮制出来的那份可行性报告之后，马齐第一个站了出来道：“圣上，此事属利民之举，理应可行，只是公文、军报的传递是否会受影响却尚不可知，若是分而行之是否更佳？”

“马大人所言有理，不过下官以为公文以官府之专用邮戳为记，军报也有专用之军邮，在投递之时并不与普通信函相混杂，再者，紧急军报、公文也都有专线传递，理应无事。”胸有成竹的周用诚不慌不忙地解说道。

张廷玉皱着眉头想了想道：“周大人，按你章程，从金陵到京师一封信平信要贴二角钱的邮票，十五天能到，快信贴四角，十天能到，特快贴八角，五天里送抵，本官有两个疑问，一者，如此资费能否抵上成本，二者，民众是否能接受如此昂贵的资费？”

“回张中堂的话，以平信而论，用马车统一发送，若是以一马车能载三万余封信的话，扣除成本还能得个每封信三分钱的利润，至于民众能否接受此等资费，下官做过调研，分别在金陵、洛阳、西安等数十地都做过排查，民众对于平信资费的接受能力还是能靠得住的，至于快信与特快，那是为商家准备的，只要能保证及时送抵，一般的商家都出得起这点钱。”周用诚平静地回答道。

……一起子军机大臣围绕着邮局的方方面面各自提出了些看法和疑惑，周用诚不慌不忙地一一解答，胤祚眼瞅着大家伙也没什么可问的了，便一锤定音地道：“罢了，这事情就先在报纸上登一下，另外在金陵、长沙、西安、成都四处先试行一下，总结经验之后再推向全国好了，军机处准备一下，配合总后勤部拿出一个邮政的律法，等全面推广之时，朕下明诏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