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大学士李源出班说道：“启奏秦王，如今四境未平，天下未定，臣以为此事尚须谨慎行之，便是要裁撤，也需要想个妥当的办法，以免引发地方官员的恐慌。”

不管什么时候，裁撤官员都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作为既得利益群体，也是你统治的基础，你一但剥夺了他们的饭碗，就很容易引发官场的动『荡』，甚至引发政权的危机。

李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的大秦看似蒸蒸日上，但敌人四面环伺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现在就向内部官员动刀子，确实需要谨慎才行。

但另一方面，官员向来是设立容易，裁撤难，如果不趁现在体制没有僵化的时候裁撤，以后可就更难办了。

所以裁撤秦牧是一定要裁撤的，关键就看怎么才能让因此引发的官场振动小些。

大学士诸葛敏想了想说道：“秦王，臣以为，可酌情裁撤一些衙门，象兵备道这一级官员，臣以为还是保留的好；我朝统治下的地方虽然比较平静，但也不能保证就没有叛『乱』发生。

兵备道的设立，有利于把叛『乱』扑灭于萌芽之时，避免事态扩大而难以收拾。因此臣以为，只要把兵备道的职权限制在兵备的范围内，不得干涉州县政法，保留兵备道是利大于弊的。

到于总督一职，现在则没在必要设立。而巡抚一职，臣以为在情况相对稳定的湖广和江南，也可以裁撤掉，将军政司法大权还于三使司；

至于新近开拓的地区，因情况特殊，军政未步入正轨，还是暂时保留巡抚一职，以统一事权，迅速恢复民生。”

诸葛敏考虑得很周到，什么官职有必要保留，什么地方需要特别对待，都考虑到了。

按他这么一说来。除了兵备道依旧保留作为地方常设机构外，巡抚一职也基本成了临时机构，一但地方治理上了正轨，巡抚一职便也要撤销。还政于三使司。

这个方案是比较让秦牧满意的，殿大大臣反对的也不多。

首辅司马安出班说道：“秦王，目前我大秦统一天下的步伐稳步推进，江淮新拓数府之地，西南尽纳贵州一省之境，这些地方都需要派遣大量官员前去治理；

裁撤下来的官员，只要尽量调用到这些地方，而不是让他们罢官回家，相信所引发的反弹就不会很大。

只不过各地的兵备道原本是直接向巡抚衙门负责，现在如果要裁撤巡抚衙门。而保留兵备道，则兵备道改辖于哪个有司之下，这需要详加斟酌才行。”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兵备道有其特殊『性』，它不可能单纯的只管兵备。所谓的兵备，肯定要涉及一些刑政事权。

一但撤巡抚衙门。兵备道改辖于哪个有司之下，立即就会让哪个有司的实权大增。

布政使司管政，按察使司管刑法，都指挥使司管军事，这是明初地方上三权分立的格局，而三使司又以布政使司为首。

兵备道管兵备，但鉴于它的殊『性』。又不可能真的单纯只管兵，不涉政。如果让兵备道辖于都指挥使司下，则都指挥使司的实权基本上就凌驾于其他两使司之上，地方上“军”凌驾于“政”之上，这会产生很大的隐患。

如果象明朝那样，兵备道道员由都察院派出。而改将兵备道衙门辖于都指挥使司之下，这看上去也能起到制衡的作用；

但问题在于，让文官御史去管兵备，万一有事往往不起作用，那么设立兵备道岂不是多此一举？

秦牧和大臣们讨论了许久。最后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让兵备道平时辖于布政使衙门之下，由按察使司监督。一但有战事，则自动归由都指挥使司指挥。

这类似都五军都府与兵部分掌统兵权与调兵权，平时兵备道辖于布政使衙门下，让“政”凌驾于“军”之上，有利于地方稳定。

一到战时，自然是以“军”为主，兵备道主动归于都指挥使司指挥，避免外行指挥内行。

这么做自然也有很多常弊病，但每项政策，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弊端，关键看它合不合事宜。

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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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七十多年前，我祖父寄回最后一封信，说他被编入了远征军，入甸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传回，昨晚无意中在网上得知，云南腾冲县有座“中国远征军名录墙”，于是想办法让人查了一下，名录墙上有我祖父的名字，何光武，二等兵。只是现在还不能确定籍贯，也就无法确定是否同属一人。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一夜难眠，恨不能立即到腾冲去看看，不过说来不怕大家笑话，上个月的稿费收入很微薄，来回的路费加上要住几天查证一番的话，一个月的收入都不够，只能再攒攒了。当年多少鲜活的生命，为了那场全民族的抗战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家里人却连个死讯都收不到。我祖母年轻守寡，是个信佛的人，七十年间，时常去求神问鬼，只想知道我祖父是生是死。还记得前年，九十多岁的祖母弥留之际，还在『迷』『迷』糊糊的念叨，说看到我的祖父站在床边。那时是半夜，我听了她念叨，吓了一跳，随后忍不住泪如雨下，七十多年了，七十多年的牵挂有多漫长啊，我相信，祖父牺牲前最后一个目光，一定是投向家乡的，可家里人至今连个死讯都收不到.....

不说了，再说泪水又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