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星给包海生详细解释了他的想法，包海生这一任期内要格外注意体恤民生，即使无法很快拿出大的改进民生的措施，至少也要经常走出办公室，下到基层展现亲民的一面。因为包海生出身豪富之家，本身对香港贫困居民的生**验不够，这就产生了思想上的隔阂。

包海生第一任期内出于经济原因多和杨星这样的超级富翁来往甚密，推出的许多政策被攻击为只关注一小撮富人利益，而未照顾到广大普通市民。他想要挽回形象，多出去走走，学习台湾日本政客一天之内握手千次，手都肿了还面带笑容的基本功是非常必要的。

包海生听了如醍醐灌顶，他竞选特首两次都相对容易，也就自然而然忘了西方政界的传统法宝——亲自拜票。现在杨星一提他就明白，香港实行的可是一国两制，目前政治制度还是要向西方民主那一套学习，他本想点头同意杨星说法，立马让助手安排自己的亲民活动，只是突然又想到一件事，说不得还要继续请教杨星。

他让随从离开，单独和杨星谈道：“但现在有一件麻烦事，你知道现在政府正在讨论成立《国家安全法》，你现在让我放低姿态搞亲民，会不会让本来就反对该法案的反对派误以为我态度软弱，变得更加猖狂？这部法案关系到基本法，不容有失啊！”

他这样一说杨星才想起来，前世他是从某张香港报纸上看到，当时为了通过《国家安全法》，香港政坛掀起了不小的风波。今年早些时候特区政府曾推出一份咨询文件，建议履行基本法第23条规定，立法禁止任何叛国罪、分裂国家行为、煽动叛乱罪、颠覆国家罪及窃取国家机密等涉及国家安全的罪行。

这听起理所因当，当在很多有心人曲解渲染之下，《国家安全法》的很多地方引起市民忧虑，担心出现以言入罪、因知情不报而被定罪等问题，影响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障，市民应有的“权利”被剥削，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最后更引起香港自主权移交以来对政府最大不满情绪的一次总爆发，导致2003年“七一”，发生了超过50万人上街示威的大事件。

最后港府在立法会否决该案的情况下，无奈宣布押后提交表决，随后在判断强行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不可能的情况下，包海生宣布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这次重大失败也是导致他两年后任上辞职的主要导火索之一。

这一世杨星在香港呆了这么久后也发觉，香港市民阶层中爱港和爱国观念并不一定一致。香港接受了英国百年殖民教育，政治上许多时候不由自主的会被西方倡导的所谓人权自由的口号所左右，对于基本法中要求很多遵照中国宪法，加强国民教育，提倡爱国主义，禁止叛国叛乱的正常要求居然会看得大逆不道，认为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等人权，闹出了很多内地人觉得非常荒谬的风波来。

但这股反对的民意不可小觑，最近几次立法选举中，一向喜欢和港府和中央作对的民主派势头上升，取得了不少席位。他们学习西方政客那种纯粹“为反对而反对”的作法，始终对港府的行政措施报以敌意，不时挑刺，并且打着民主旗号四下鼓动群众上街游行，港府对他们也是束手无策。刚才杨星提出让包海生去关注民生，也是想多拉拢市民阶层，对抗他们每每哗众取宠，蛊惑民心的作法。

杨星挠了挠头，这可不好办，他虽然富有四海，但也没办法一下子扭转整个香港人的价值取向，以往金钱开路的办法这里可行不通，本来这貌似是眼前这位包大特首的份内工作。所以他只好勉为其难他仔细翻看起包海生带来的关于基本法23条的国家安全立法草案，翻了一会儿，他突然从一大堆法律术语中看到《国家安全法》草案中关于如何应对重大公共安全和反恐的举措后，不由眼光一亮。